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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部分（第1页）

部是在颓唐麻木中度过的。在这十年间，他未始没有任何机会重返政坛，比如义和团战争之中。他也未始没有弥合与太后关系的可能，毕竟他与太后长年朝夕相处。可惜这个单纯的人没有这个心机与能力。慈禧太后乐于把他像一副用过的旧行头一样摆在皇位上，就像一个退了壳的蝉乐于把失去生命的旧壳背在背上，并不嫌累赘。因为有这样一个皇帝在身边，太后更可以证明自己亲自秉政是无可奈何的、别无选择的。在光绪生命的后四分之一时间，虽然还在呼吸，但他已经没有了内容。光绪朝的吴永介绍变法后皇帝的精神状态说，“见臣下尤不能发语”，每次朝见，“先相对数分钟，均不发一言，太后徐徐开口曰：‘皇帝，你可问话’，乃始问：‘外间安静否？年岁丰熟否？’凡历数百次，只此两语，即一日数见亦如之。于语以外，更不加一字。其声极轻细，几如蝇蚊，非久习殆不可闻”。（吴永《庚子西狩从谈》）

有人说，光绪皇帝这种表现，是“韬光养晦”。然而我却看不到证据。“韬光养晦”是一种貌似被动的主动，一种建设性的退却。而光绪皇帝的表现，只能让人看到自我放弃、自我逃避和自我折磨。

《宫女谈往录》中老宫女的回忆尤其令人心痛：“光绪整天呆呆地坐着，对任何人都是淡淡的，对饮食更是不挑不拣，漠不关心……最愉快的时候，是光绪和太监们下象棋，很平易近人，下完棋后，仍然像一块木头，两眼痴呆呆地一动也不动，急躁发脾气的性格根本不见了。好像他下定狠心，不管外界如何，他只是装痴作哑。一个血气方刚的人，收敛到这个程度，也是非常痛苦了。”

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十月二十一日，光绪皇帝终于在压抑中痛苦地死去，结束了自己没有过一天欢乐的人生。似乎是因为这个消息松了口气，发现自己终于完成了扭曲、压制、败坏一个人的任务，不到二十四小时之后，慈禧太后也撒手而去，结束了这互为因果的母子的三十四年的恩恩怨怨。

正文　皇帝：最不幸的人（1）

一

古往今来，没有比中国皇帝更巨大、更崇高、更煊赫的存在了。这种动物也不过一人来高，百十来斤，但是它却比其他千百万人的总和还要有分量。它稍稍动一动手指头，半个地球都地动山摇：

在中华帝国的中央，人们穷尽物力，建筑了由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子组成的宫殿供它居住。

最迷人的数千名处女，被精心挑选出来，囚禁在帝王之城中，供它一个人享用。

数万名健康男人被割去（禁止），成为不男不女的怪物，以服侍它的吃喝拉撒睡。

它吞噬的财富，抵得上半个帝国的产出。从日本到帕米尔高原，从东南亚到东北亚，数十个国家的国王每年恭恭敬敬地向它进贡本国最珍贵的物产。在帝国之内，设有数十百处工场，几十万人专门为它一家生产瓷器、马桶和唾壶。如果想一想《红楼梦》中那个奢华到极致的大观园的主人身份不过是皇帝的一个家奴，是皇帝派驻一个皇家衣料工场的监工，我们就可以想象皇帝的日常享受了。

中国皇帝制度设计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贯穿着这样一个核心理念：把每一种享受都推向极端，竭尽一切想象力去繁复、夸张和浪费，直至无以复加，毫无必要，令人厌倦。

以吃饭为例，皇帝的味蕾牵动着天下各省封疆大吏的神经。皇帝饭碗中的主食来自各省的以下贡品：东北的黏高粱米粉子、散高粱米粉子、稗子米、铃铛麦，山西的飞罗白面，陕西的苡仁米、紫麦，宝（又鸟）的玉麦，兰州、西安的挂面，山东的恩面、博粉，广西的葛仙米，河南的玉麦面……这些粮食都是水土最佳之处出产，比如在北京一地仅选用玉泉山、丰泽园、汤泉三处交的黄、白、紫三色老米。

凡是天下最好的美味，都要由皇帝垄断。鲥鱼春季溯江而上，每年的第一网只有皇帝有权力品尝。鱼打捞上来后，用冰船和快马由水、旱两陆运往北京。镇江到北京约三千里路，内务府限定二十二个时辰（四十四小时）送到。为争取时间，送鱼专使在途中不许休息，马死人亡之事时有发生。

这种食不厌精的做法尚基于普通的人性。除此之外，更多的是刻意的浪费。众所周知，皇帝身上只有一个胃，并且通常并不比普通人大。但是，皇帝一个人每餐的饭菜要数十上百样，摆满六张桌子。清代在中国历史上是最俭朴的朝代，宫中规定，皇帝一人每天消耗食品原料的定额是六百斤：盘肉二十二斤、汤肉五斤、猪肉十斤、羊两只、（又鸟）五只（其中当年（又鸟）三只）、鸭三只、白菜、菠菜、芹菜、韭菜等蔬菜十九斤、萝卜（各种）六十个、葱六斤、玉泉酒四两、青酱三斤、醋二斤，以及米、面、香油、奶酒、酥油、蜂蜜、白糖、芝麻、核桃仁、黑枣等数量不等。此外，还要每天专门给皇帝一个人提供牛奶一百二十斤，茶叶十五斤……

为了给皇家生产衣料，清代专门在三座城市设立了规模巨大的工场。为储存皇帝的衣服，专门建有数间殿宇作为御用衣服库，为管理这些服装，专门成立了拥有数十名办事人员的尚衣监。末代皇帝溥仪在回忆他那实际上已经是大大没落了的帝王生活时说：“衣服则是大量地做而不穿。”“一年到头都在做衣服，做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总是穿新的。”（溥仪《我的前半生》）据他后来翻检档案，发现仅仅一个月内，内务府就为他做了四十九件衣服，这些衣服，当然绝大部分都永远白白贮存库内，从来没有机会上皇帝的身。

说到行，一旦皇帝要巡视自己的国土，那么整个国家都要为之翻天覆地：隋炀帝江南之旅的奢华不是帝王的常例，那么我们就还是以素称简朴的清代帝王为例吧。虽然传统时代交通非常落后，臣民出行极为困难，但是皇帝们的手指每一次在地图上指出一个新的目的地，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帝国版图上就会出现一条数百或者数千千米的崭新大道。这条大道宽达十米，尽量笔直，碾压得“如同打谷场一般光滑”。这条道路仅为皇帝一个人通行，“不准任何人经过”。皇帝出行时，这条道上洒上净水，一尘不染。

乾隆皇帝的一次出巡中，内务府官员记载道，为了供应皇帝路上的饮食，他们提前把一千只选好的羊、三百头特选的牛，以及七十五头专用的奶牛带上车，沿途供皇帝御用。在数千里的出巡路上，皇帝只喝四眼泉里汲出来的水：北京的玉泉山泉、济南的珍珠泉、镇江的金山泉、杭州的虎跑泉。为皇帝运送泉水，专门成立了一支庞大的车队。在炎热的夏季，几十万斤冰块被从北京提前运送到路上，以备皇帝口渴时能吃上冰镇的西瓜……

为了防止皇帝回去的路上因为重复的风景而感到厌烦，“归途还必须另修一条道路”……

二

这种铺张和浪费的毫无必要通过以下事实体现得更为明显：因为排场浩大，规矩太多，这些享受对皇帝来讲已经演变成一种无法忍受的折磨，因而被皇帝弃而不用，相当程度上成为摆设。大部分清代皇帝无法忍受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屋组成的浩大的紫禁城过于压抑、沉重的气氛。他们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选择住在更自然的圆明园和更朴素的避暑山庄，只有到了冬天才无可奈何地回到这里。

至于每顿饭摆在皇帝面前的数十道菜，他们的口味和形式更是让皇帝厌烦。溥仪说：“御膳房做的都远远摆在一边，不过做个样子而已。”多数皇帝都在御膳房外设有小食堂，外请名厨做更适合自己口味的饭菜，那六张桌子四十八品饭菜，只不过像是神前的供品一样，摆过了就扔掉。这种形式主义时间既久，于是摆在皇帝面前的饭菜真的变成了供品，因为它们端上来时，多数已经凉得不能食用了。

然而，如此劳民伤财、浪费巨大的形式主义，却绝对不能省略。因为这是关系到“社会稳定”、“天下之本”的大事。

传统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形式主义的社会。“形式主义”正是中国精神的精髓。

中国的体积实在是过于庞大了。这样巨大的国家出现得如此之早，人类还来不及发明有效统治它的“建立在数目字基础上的”复杂的近代管理手段。因此，中国历代帝王统治这个国家的办法是删繁就简，举重若轻。他对社会实行一元化管理，所有事情都一刀切，使社会整齐划一，简单明了，使高高在上的皇帝一目了然，心清神爽。正像黄仁宇先生所说：“如《周礼》所谓‘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先造成一个完善的理想的几何图案或数学公式，向真人实地上笼罩过去，尽量使原始的与自然的参差不齐，勉强的符合此理想之完美。如实际上不能贯彻，则通融将就，纵容在下端打折扣，总不放弃原有理想上之方案。”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传统中国，就是一个大的行为艺术。

正文　皇帝：最不幸的人（2）

传统中国处理千头万绪的社会关系，只用十二个字，即所谓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的“三纲”，其实是“一纲”，即“人生而不平等，每个人都要安分守己”。

在“三纲”精神的指导下，传统社会建立起了严格的等级制度，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处于不平等的状态，每一层人的权利都是单向的，对上绝对顺从，对下绝对权威，或者说向上是奴才主义，向下是专制主义。正如戴震所说：“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即上级、长者批评下级和后辈，即使批评得不对，也是对的。下级后辈如果反驳，即使有理，也是错的。通过这种单向的环环相扣，每个人都被等级秩序牢牢锁定，动弹不得。

为了强化等级原则，皇帝们制定了一整套异常严格烦琐的“礼制”，各个级别的人，穿衣服的料子、出行工具的规格、住房的面积以及装修风格都有严格的规定，丝毫不得僭越。皇帝平时住多大房子、吃多少道菜、娶多少老婆，都是有“规定”或者说有“格”的，不能说自己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即使讨厌这些规矩，表面上你也得认认真真地走过场。

在等级制度下，强化专制的窍门是扩大等级间的距离，也就是加大不同社会成员政治和社会地位上的落差。等级越多，等级间的差距越大，上一级对下一级的控制就更加有力，而皇帝与普通民众的距离就越远，自然就更高高在上、威不可及，皇帝的地位就更安全。贾谊在《治安策》中，把这个思路说得非常明白：“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亡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就是说，帝王之尊如同高堂，大臣们如同台阶，平民百姓们如同平地。所以如果台阶数量多而且间距高，那么大堂自然就高高在上。如果没有台阶，那么大堂就低得多。高则难攀，威风凛凛，低则容易触及，不容易保持权威。所以古代圣王制定了等级制度，把人们分成公、侯、伯、子、男、官师、小吏、庶人等不同等级，而天子高居其上，其尊严不可触及。

历代帝王不断增加台阶的高度，拉大等级间的距离，越是向上，各种享受越夸张奢侈，最终结果是皇帝的礼仪铺张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人们最后只能用数量来填补想象力的空白，结果使这些礼仪变得烦琐、夸张到完全脱离实用的可笑的程度。比如那座金碧辉煌、美轮美奂的宫殿之城，由于无限地夸张和铺陈，已经变成了一座不近人情、了无生趣、内容匮乏的权力纪念碑：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宫殿不过是一间殿宇的一再重复。区别所有宫殿的不过是丹墀的高度、屋顶的重数、殿宇的体量以及屋顶的走兽和斗拱出挑的数目而已。每座宫殿的布置也大同小异：三明两暗、千篇一律的雕花隔子，一几二椅或者二几四椅。最夸张的是，乾清宫西暖阁为皇帝的寝宫，屋内九间，上下共置二十七张寝床。

三

当然，这些奢华的形式主义，不过是用来装饰权力的花边。皇帝的实际权力比这些形式展示出来的更为巨大。

中国式的皇权大到什么程度呢？简而言之，大于人的想象力。

据说，唯一可以令中国皇帝俯首的是上天，然而上天是虚幻的，所以中国皇帝的权力实际上没有任何限制和禁忌。整个天下是皇帝一个人的私产，万众都是他的奴仆。正如黑格尔所说，这是一种“普遍奴隶制。只有皇帝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的人，包括宰相，都是他的奴隶”。

这种统治制度的根本特征是，皇帝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相反，国家是为皇帝而存在。皇帝一个人的意志大于所有臣民意志的总和。整个国家，就是给皇帝提供服务的庄园，全体臣民，其生存的意义都在于为皇帝奔走。一切制度安排，都以皇帝一人的利益为核心。所以，我们看到，在皇帝制度下，皇帝支配一切、主宰一切，所有的权力，都为皇帝一个人垄断，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为皇帝一个人所牢牢控制。在中国，皇帝与他的臣民，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神与人的关系，是人与他饲喂的家禽的关系。他就像一个高高在上的神灵一样，天下臣民以何种手段谋生、如何穿衣戴帽、按何种样式建造自己的房屋，甚至如何思考，都得由皇帝来决定。在他的疆域之内，不允许有任何一片可以自由呼吸的空气。曾经有许多人因为日记中的一句不满而被斩首，也有人因为精神分裂胡言乱语而被千刀万剐。最伟大的汉族皇帝之一的朱元璋在开国之初曾屠杀了几名读书人，理由是他们遁入山林，想做自力更生、自由自在的隐士，而不愿做官。在杀掉他们之后，朱元璋向全国人民宣布，所有的中国人都是他的财产，必须听从于他的绝对意志。他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我的统治下的读书人不愿为我服务，就是与我作对。诛其身而籍其家，不为之过！”

在这样的制度下，只要是能想到的事情，皇帝就可以做到。一位美国学者这样形容：“在皇帝的命令之下，一个国都突然在意料不到地方出现。边疆和海港今日开放与外人互市，明日全部封闭。在皇帝可否之间，有些经济部门或者被全力支持，或者被通盘禁断。庞大的军队进出于蒙古及越南。艨艟的舰队游弋到非洲东岸。这样的事情，好像以手掀动自来水龙头。在这水管上一掀则开，向反方向一扭则闭。”全天下人民的命运，完全悬于皇帝一个人的“明”或者“昏”：皇帝性格平和安定，天下按部就班；皇帝好大喜功，天下则动荡不安；皇帝万一是一个精神病或者变态狂，天下就会变成尸山血海……

四

毫无疑义，中国皇帝的权势达到了人类所能达到的顶峰。不论是东方小国、非洲酋邦或者西方王国，其君主的声威都远远不能望中国皇帝之项背。

与中国皇帝比起来，世界上其他君主都显得小气寒酸。要知道，欧洲最有权势的皇帝———法国的路易十四，令他的臣民羡慕的不过是可以“毫无节制地吃青豌豆”。路易十四出行时，身边带着“瑞士百人警卫队”，就以为排场大到了极点，殊不知隋炀帝杨广每次出门，身边盛装的武士最少三万人。与中国大内的禁严相比，法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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