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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想的那些过硬的材料，不得不放过了我一马，却不容分说地把他们两人给揪了出来，在60年代末为了开荒组建2队而调来的两位带头的共产党员，如今铁证如山似的，说他们两人是混进党内的假党员。曹永本的档案里根本没有党的组织关系，张玉钦的档案里也缺少入党的证明材料，派人出去外调，他们两人提供的入党介绍人，一个也找不着，假党员，更是板上钉钉了。在那个年月里，档案神秘得很，档案里哪怕一张小小的纸条，都能够要了人的性命。他们两人就这样被理所当然地揪了出来，一下子成了过街的老鼠。而那时候，我被当成了可以教育的对象，于是工作组给了我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让我为宣传队写节目，反映2队揪出他们的阶级斗争的胜利。墙倒众人推，把许多莫须有的罪状都推到他们的身上，其中一条是他们对知识青年的拉拢腐蚀。我写了一个小话剧《小张跑了》，主要说的是这事。不仅我写，而且，我和老朱还上台演出过。现在想想，自己真的很可悲，刚刚死里逃生，就好了伤疤忘了疼，为了证明自己的革命，而把屎盆子往他们两人的身上扣，让工作组演出了一场借刀杀人的收官好戏。因为这之后工作组就大功告成，拍拍屁股地走人了。

当然，我可以这样为自己洗白，当时我们确实不了解情况，说他们档案里的问题，足以让我们轻信，不清楚其实工作组既然可以曾经想陷害于你，也就可以栽赃于他们两人。但是，所有的一切都不是可以让自己得到原谅的理由。为什么我们就那么轻而易举地接受了这个现实？

为什么我们没有想到这样意外事件的出现，可能是专横政治对人的戏弄与迫害？云层后面是有星星的，为什么我们只看到了云层压迫过来的浓重而逼人的阴影，而忽略、躲避，甚至不敢正视云层后面的星星的光亮？我所写的那个小话剧，实际上深深地伤害了他们两人。虽然，几年之后，事过境迁，证明他们两人都没有问题，我们还是成为了好朋友，但是，我是不应该因为他们对我的原谅而原谅自己。无论怎么样，天真和软弱，展开了双翼，让自己从当时的泥沼里飞起来了，却将沉重的阴影压向他们两人。那个小话剧，像箭一样盲目而准确地射去，让我愧对于他们两人。

他找回来党的关系了吗

在以后的日子里，返城待业的那一年，我读到雨果的《九三年》，有一段话，总让我无法忘记。在描写1793年法国那场大革命的时候，雨果写西穆尔登和郭文那场“剑与斧的对话”。西穆尔登把那场革命中出现的恐怖与暴力比喻成狮子，他强悍地表达：“这些狮子就是良心，这些狮子就是观念，这些狮子就是主义。”郭文反驳他的老师西穆尔登说：“这些狮子造成恐怖政治。”然后，郭文接着说：“打掉一切王冠，是要保护人头。革命是和谐，不是恐怖。”

这些话之所以让我难忘，是因为我想起了在2队的那段日子，即使说不上那样血腥的恐怖，却也是够残酷的了。工作组残酷地整完我们知青的时候，又开始借助我们知青的手，整曹永本和张玉钦这样普通的老党员，笼罩在2队上空和我们每一个人心头的，都是这样残酷而恐怖的政治气氛。

让我总想起雨果这段话的另一个原因，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知青，其实都是相信狮子的理论的，相信那些狮子就是良心，就是观念，就是主义的，而投身到那场文化大革命中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去的，我们不懂得，便也根本没有思考过，革命其实应该是和谐，而不是恐怖，打掉一切王冠，不是为伤害人民，而应该是保护百姓。在那样的年代里，我们不懂得和谐，我们崇尚的是那种狮子的哲学，我们不仅成为了2队工作组的枪手，也成为了那场革命的枪手和炮灰。我们让曹永本和张玉钦在流泪，就等于让我们自己流泪；我们伤害了曹永本和张玉钦的心，其实也伤害了我们自己的心。那时候，我们是多么的可悲，是多么的可怜，而我们却以为自己在干什么伟大的事业，而成为了他们棋盘上微不足道的几粒棋子。

我迫不及待地问起有关曹永本和张玉钦他们两人的情况。大家告诉我：曹永本就在大兴岛场部的东边住着，今年78岁了，身体一点毛病没有。可惜，他领着老伴儿到外地旅游去了，我们无法见到他了。而张玉钦在两年前得的癌症去世了。

一下子说起了他们两人，话稠了起来。曹永本的命真是够大的，他遭的罪比张玉钦还要大，却挺了过来。他们告诉我，那年为了找回他自己党的组织关系，他硬是从2队逃走了。当时，他还被看管着，他就连夜逃走。他是山东沂蒙山老区人，解放战争参的军，给团长当警卫员，在淮海战役中随三野一起出生入死，1946年就入了党，怎么现在一下子不是党员，还成了反革命？他想不通，一定要回老家弄个明白，就趁着对看守他的人说去解手的机会跑了出去。

工作组发现人跑了，赶紧派人去追，好几台拖拉机轰隆隆地开着，亮起明晃晃的车灯，像探照灯似的，把2队前通往场部的道路和周围的田野都照得通亮。曹永本就躲在田里的麦垛里，躲过了这些扫来扫去的灯光，没有往场部方向而是往底窑方向跑去。那天夜里，老天爷似乎也怒了，刮起了9级大风，场院上的晒棚都被刮倒了，一步就能够被风吹出几米远，人就像是在风中飞，他终于逃出了大兴岛，那惊险的劲头，不亚于当年的战争场面。

他找回来党的关系了吗？

还真的找了回来。他是跑了4个省22个县，最后从县委那里找到一张字条，是当年留下来的，纸字早已发黄，上面模模糊糊有一行字，证明着他当年在那里入的党。这不，以后他才算真正地被落实了政策，闹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把党籍给恢复了，那时，你早都已经回北京了。

落实政策之后，那年的春节，他用一根柳条穿起了两条手指那么大的小鱼，找到当年整他的头头家，说是给人家拜年来了。人家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心里也有愧，赶紧说我陪你回2队给你平反。他说不对吧。人家说那你说怎么办好？他说好，你终于听我一回了，那我可就说了算了，你得在全建三江替我平反。人家说那得农场党委研究。他说你整我的时候党委研究了吗？人家被他说得哑口无言。他最后说那样吧，你就再说一句我这个共产党员是假的！人家说不出一句话。

这段精彩的对话，很显示曹永本的性格。他让我感到对他的敬佩之外，也让我为当年自己那个话剧而感到渺小和惭愧。

他们还告诉我，曹永本从2队退休后，就回老家沂水了。回老家待了一阵子，想大兴岛，他的两个儿子那时还都在大兴岛，他也想儿子，就和老伴儿又回来了。儿子在场部给他买的房，

他身体好，闲不着，自己跑到离场部东边10多里的地方，发现了一块生荒地，硬是像当年开荒一样把地开了出来，足有十来亩，种上了大豆，每天来回走上20多里地，跑到那里种地，自得其乐。一年下来，居然打了14麻袋豆子。

不管怎么说，没有看见曹永本，知道他的日子过得还不错，心里也多少得到些宽慰。

沉甸甸的纪念章

张玉钦就不如他了。老张的脾气不如他那样的外柔内刚。老张是四川人，性格像川菜里火锅一样的火爆，把他打成假党员的那阵子，他特别愤怒，常常火冒三丈。他是一个志愿军的老铁道兵，从朝鲜战场上下来，随着10万转业官兵一起来到的北大荒，不求升官，不求发财，只求老老实实地种地过日子，怎么就成了假党员？说下大天来，他也不明白这个世界是在哪儿出了毛病了？他也不能够承认自己是一个假党员啊！他和工作组去讲理，人家不理他；他回家发泄，和家里人嚷嚷，家里人只能忍气吞声。万病都从心上起，肯定就是从那个时候，病就悄悄地爬到他的心里了。

1982年，我来2队，还曾经到他家看望过他，那时，他变得不怎么爱说话，一头白发如银，显得苍老了许多。那时他的大闺女桂英还是年轻的姑娘，坐在灶台前为我烧开水，看见我有些害羞地冲着我笑。现在，我看见桂英，忍不住总想起她爸爸。他们父女俩长得很像，她的白头发也那么多，和她爸爸一样。不仅头发像，脸庞也像，一双大眼睛也像，瘦瘦的身材也像。她显得有些老，倒是她妈妈还是以前那样，很开朗、很活跃、很精神的一个老太太。

在队部里我问起她爸爸的时候，桂英一直跟在我的身旁，但她什么话也不说，就那样看着我们，听我问，听别人说。她穿着一件淡粉色的衬衣，新剪的头发，显然都是特意准备的。算一算，她今年40出头了，她生在2队，长在2队，嫁在2队，她一生最宝贵的青春都在2队里度过了，在这40多年里，有十来年，她是和我们知青在一起的，那是她最快乐的时候，也是她最难忘的时候。因为她家里的孩子多，她又是家里的老大，很小就开始干农活，帮助她爸爸妈妈来操持这个家。那时，她和我们在一个农工班里，她没有上过学，不识一个字，是大家帮助她认字，还教她唱歌，向她讲述外面的世界。她家里做了什么好吃的，她都叫上我们去她家里打牙祭。在她家里，她就坐在一边，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说，只听我们东扯葫芦西扯瓢地说。她什么话也不说，我也知道她的心里在想着什么。我们知青像炒熟的豆子一样，一个个蹦出了锅沿，离开了这里走了，回北京了，她的心里像是走空了。她和以前的姐妹们一样，也嫁给当地人，生养孩子，花自开放花自飘零一辈子。

大家提议，要到2队的各处看看，便拥挤着走出队部。纷乱的人流中，忽然见不到她了，我心里有些发慌，总觉得还有好多的话没有来得及问她。我张望着，在人群中找到了她的影子，走到她的身边，想说什么，却又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忽然有些心酸，我禁不住紧紧地握住她的手，搂住她的肩膀，看到她的那双大眼睛正在望着我，一下子，我的眼泪快要流了出来了。我赶紧扭过头去。

我想起前年的夏天，也是这个时候，一个女知青从北京回到2队，那时候，张玉钦还在，已经是癌症在身，只是家里人谁也没有告诉他，桂英心里很难受，悄悄地告诉了这个知青她爸爸得了食道癌〖HT〗。那一次，听说这个知青是自己花钱买的车票专门回2队看看的，老张突然火气来了，一下子暴躁得莫名其妙，他冲着老伴儿和桂英大声地嚷嚷：她是来看咱们的，咱们不能让她自己花钱，你们知道不知道？于是，桂英和妈妈娘俩赶紧跑去联络了各家，凑足了400多元的路费。这个知青哪儿能够要啊？娘俩又到各家去说，人家不要咱们的钱，咱们就送她点东西吧，让她带回北京，也是咱们的一点心意。每家凑了两个鹅蛋，一堆鹅蛋，亮晶晶的，却是怕磕怕碰，她怎么拿呀？只好谢谢大家的好意，连连推辞。没有办法了，她们娘俩想不出什么好的主意，各家也没有什么能够拿得出手的东西。可是，一番心意，总是要表达的，却又找不到一点能够表达的法子来，真是烧香找不着庙门，急死人了。

这时候，就看老张一言不发，坐在那里闷头抽烟，谁也不敢和他说话。突然，他像笼中的狮子发怒一样站了起来，开始在家里翻箱倒柜，把里面的东西都倒弄了出来，扔得炕上地上乱糟糟的到处都是。桂英和妈妈谁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谁也不敢问，不敢劝。自从他患上癌症之后，脾气更是暴躁，常常没有来由地发作，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全家人都只能看着他，不去管他，由着他的性子来。桂英和妈妈以为他急得又是病在发作呢，因为她们娘俩知道，他这时已经病入膏肓。

谁想到，他从箱子底翻出了一个小包裹来，那个小包裹包着一层层的旧布，他打开那一层层像是卷心菜一样包裹着的旧布，桂英和妈妈看见最里面的一层包着的是一枚纪念章，她们仔细看了看，是一枚志愿军的纪念章。别说桂英从来没有见过，就是老伴儿和他结婚了这么多年，也一直不知道他还藏着这么一个宝贝。她们娘俩惊讶地望着老张，明白了他的心意。

这是他那年志愿军复员转业的时候得到的一枚纪念章，快50年了，他把它带到北大荒，悄悄地珍藏着，一直没有舍得给任何人，也一直没有给任何人看过。一辈子没有过什么值钱的东西，这是惟一值得纪念的东西了，那上面有他的青春的纪念，也有他最光荣的一段历史的纪念。他对桂英他们娘俩说：真的没有什么再好送的了，只有把它送给她吧！

这枚纪念章沉甸甸的压手呀！这个女知青从2队回到北京，给我给好多人打电话，告诉我们这枚纪念章的事情。她说：我可不敢自己一个人收着，太沉，我觉得这是张玉钦送给咱们大家的，先放我这里保管着。

想起这枚纪念章，我的心里非常地感动。他把这枚纪念章送给我们之后的一个多月之后，就去世了。我无法诉说我内心的悲痛，面对这些平凡的小人物，在我们以往动荡的政治生活中和传统文化里，从来都只是被轻视的，不是为我所用的把他们膨胀成最大的公分母，就是把他们简约成最小的公分母。当他们无辜受到伤害的时候，其他的人，不是选择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沉默而心安理得，就是选择站出身来为表白自己参与其中的伤害而不知羞愧。可悲的是，那时候，我们选择的是后者。但是，对于我们曾经给予他的伤害，他从来都是那样的宽容，他从来都没有认为那是我们的责任，他到死对我们都是那样的有情有意，把哪怕是最后的一点关爱也给予了我们。

有时，我会想起我们曾经从小就景仰的共产党员，一般都是那些英雄烈士或做出过丰功伟绩的人物。张玉钦也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一个把自己的一生一半献给了朝鲜战场、一半献给了北大荒的共产党员，一个最后只剩下了一枚志愿军纪念章的共产党员。他并不比那些英雄烈士差，他一样也应该是生的光荣死的伟大。

我同时也想起曹永本，一个1946年就入党的老党员，一个身上留有国民党的枪击后的伤疤、脖子上留有我们2队链轨板挂上后的印痕的老党员，一个复员后在县委当了干部却辞去工职不干跑到北大荒来开荒种地的老党员，一个在最后平反党委派人找到他，要他填写任何一个数字都给予他经济赔偿，他却一分钱也不要的老党员，我真的确实无比的感动。我怎么也忘记不了，为了补写这一段的结尾，我终于辗转找到了他，他亲口对我说的话，他说：当时我问他们要补偿给我的这钱叫做什么钱？他们告诉我说是“血钱”，因为我毕竟为此流过了血，应该得到补偿。我说我不要，我说孟良崮战役的时候，我看到我的战友身上流的血洇红了一片地，战友的尸体把战壕都填平了，身上的血得是流干净了最后才死的吧，他们要一分钱了吗？我不要，我怎么能要呢？

我能够不感动吗？除了感动之外，就是惭愧。我见过许多党员，有些才真正是假党员，而曹永本和张玉钦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虽然他们不为人们所知，但在我的心里，他们是共产党员的一个标尺。

他们以自己看似微弱而渺小的善良与宽容，战胜了曾经貌似强悍的丑恶和残暴乃至恐怖；他们以自己坚毅的性格和正直的人品，教会了我们那种来自民间最底层的质朴情感和坚定立场，以及向命运绝不服输的精神，像是播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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