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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部分（第2页）

兰克福德想他一定是发疯了。审讯官把一张纸和一瓶墨水推到他跟前，“你现在写悔过书吧，你要在你写的东西上签名，以此求得世界上热爱和平的人们的宽恕。”停顿了一下，他又补充道：“如果你选择作一名和平卫士，认真地学习共产主义理论，并信奉共产主义，那么你就不会受到伤害了。”

兰克福德赶忙解释，他本是战舰上的一名海军情报官员，只负责制作海军图片和新闻短片。他的话马上就被打断了。

“让你写你就写！”审讯官命令道。然后就和翻译一块离开了。晚上他们俩回来的时候，见到的仍是一纸空白。审讯官反复威胁他，如果拒绝合作，对他没有好处。他们折腾了一夜，每次命令兰克福德写时，他的回答总是那一句话：“我不会写的。”

夜幕就要退去的时候，那张纸仍旧是一片空白。“我看你需要运动运动了，”翻译对他说道。在他俩走进冷杉树覆盖的山丘之后，中国人冷静地做兰克福德的工作，说他不自首是愚蠢的。他们回来的时候，兰克福德吃惊地得到了一份热气腾腾的米饭和炒鸡蛋。他索性又要了点米饭，不顾一切地吃了下去。然后，紧追不舍的审讯又开始了。“即使让我在这里呆20年，我也不会写悔过书的，”兰克福德说道：“因为那不是事实。”

“如果你拒不合作，你还真有可能和我们呆20年。”

几天来，两个中国人不停地强迫兰克福德写悔过书。最后，审讯官告诉他，在48小时之内必须写一份自我批评的检查。“你写篇检查算了，但是如果你不老实，你会受到志愿军的处罚。”

过了一会儿，中国人返回来后，发现他还是什么也没写。这次，他被警告：“如果有必要，我们会枪毙了你，你方指责我们暗杀了战俘也没用。我们的回答是：你是一个间谍。根据《日内瓦公约》，我们有权力处置你。”

“我将永远不会知道为什么，”兰克福德回忆道，“但是任何威胁都无助于事，我绝不恐惧，也不在乎什么，我只会变得更骄傲。”

两个中国人命令兰克福德坐在他们的对面。“现在我们要你老老实实地认错，我们建议你还是写为好。”

“鉴于他们拒绝听我对我在海军真正的工作的解释，所以，我决定把这些东西写下来。中国人看着我写得潦草难认，甚为不快。”

但是，当他们看懂了我写的材料，便大发雷霆。审讯官抄起稿子，撕了个粉碎，把一团碎纸朝兰克福德的脸上扔去。“你浪费了人民的墨水，用坏了人民的钢笔尖！”

当翻译离开了屋子，审讯官脱下一只笨重的高筒靴子，劈头盖脸地朗兰克福德打起来。他挥舞着像印第安人常用的棍棒一样的靴子，一遍遍猛击兰克福德的头部。过了一阵儿，像是一台机器关闭了电门，他无奈地穿上靴子，迈着沉重的脚步出去了。

天黑之后，两个人回来了。“你知道，”翻译对他说，“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来不虐待俘虏。如果你站在我们一边，就不会受到任何体罚了。”

“那为什么要用靴子打我？”

“你撒谎，你什么时候挨打了？你又犯下对中国人民志愿军说假话的罪行。就冲这一点，你就该受到惩罚。今晚你就这样立正站一夜。”

起初，他感觉还好一点，可是越往后越难受。两个审讯官和两个卫兵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他的膝盖疼痛难忍，全身依偎在墙上。一个卫兵立刻冲上前来，用一根沉甸甸的木头棍子，朝他的小腿就打。他摔倒在地上，痛得满地翻滚。另外一个卫兵则用棍子打他的肩膀和脖子后面，直到他踉踉跄跄地爬起来为止。

整个通宵，每当兰克福德站立不稳、膝盖上就会重重地挨上几棍子，使他翻滚在地上。他的腿实在是一点气力也没有了。最后，他只得在雨点般的棍棒下爬在一个墙角，靠着墙支撑着站起来。他已无力抵挡一阵紧似一阵的棍棒。他就这样撑到了天亮。“不用我们动手，你就会垮的，”翻译不断地叨叨着。第二天一整天，除了中间有几次极短暂的机会可以蹲一会之外，他不得不站在那里，稍有晃动，顷刻便是一顿棍棒。最后，他使出最后一点力气做了个记号。你想说什么？翻译问道。　“蹲在那里，身上到处伤痕累累，血肉模糊，处在崩溃的边缘……我实在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当时的情景。”

兰克福德真希望他们当时能暴跳如雷。可是，他被告知，“你污辱了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们的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要付出代价的。”之后，审讯官和卫兵们就离去了，让兰克福德去捉摸他将付出什么“代价”。那天晚上，他睡得香极了。

4

战场处于相对平静时期。范佛里特指示其各军司令官：“使部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作好通过伏击的方式捉拿战俘，采取行动的准备。但是在板门店方面的进展不大。新年之际，乔伊上将对美国作了一次特别广播：“六个月之内，”他说，“在争取体面、公平和稳定的停战方面，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这种进展对于正在进行停战谈判的我们，对于那些在前线战壕里的战士，对于那些身陷囹圄的战俘和对于在国内期待着的你们来说，是痛苦和缓慢的。可是，对付共产党，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选择。”

第二天，他的小组代表提议，应该允许所有的战俘自愿地——而非强制性地返回自己的国家。这个建议遭到共产党方面的抵制，转天，李将军就做出答复，说这个提议是无耻的。联合国军司令部在如此野蛮的基础上交换（战俘）是荒谬和毫无道理的，是不可容忍的。中国方面谈判团成员柴成文上校补充道，允许所谓的“自愿遣返”，即把联合国部队扣留的中国战俘交给蒋介石国民党军队是很危险的。很自然，他们应交还给中国。一天天过去了，共产党方面始终拒绝承认自愿遣返战俘的原则，并颇有道理地说这种做法有悖于《日内瓦公约》。直到1月底，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依然很大。

在停火谈判全体会议上，双方互不相让。“在过去的每一天，”乔伊上将忧伤地在日记中记道，“越来越没有理由可以相信共产党想实现持久的停火，当然也没有人能指责他们急于表现出的良好的愿望。”停火仍看不到希望。

报界的战斗也进入了白热化状态。2月初，李奇微仍对报纸刊登迪安将军和其他战俘照片的事耿耿于怀，禁止联合国军方面同共产党记者友好接触。他还攻击盟国的一些记者：“不要滥用新闻舆论工具来达到与敌亲善的目的，”指责他们“在同自己的敌人携手和交流。”

艾伦·温宁顿在李奇微发表声明后的次日早上，乘坐吉普车来到板门店。此时，气氛相当紧张。“有非常之多的‘联合国’新闻界人士聚集在一起，”温宁顿报告说，“他们似乎是在期待着什么人带头。”

《时代》周刊远东分社负责人德怀特·马丁大胆地向不许与敌友好禁令挑战。他在《工人日报》记者身边走来走去，“艾伦，去遛达遛达怎么样？”他大声地嚷着，以便让陆军准将纳科尔斯听到。

当温宁顿和马丁散步的时候，大家都注视着他俩。他俩走出一百多步后又回来了，马丁掏出一瓶酒，拔去塞子，递给温宁顿，他啜了一口，用衣袖擦了擦嘴。然后，马丁喝了一口酒，大声喊道：“老子们就这样了，滚他妈的军方！”

他在下一期《时代》周刊里写道：“夏天以来，联合国新闻记者进退维谷。他们发觉在板门店每天都会看见的那些共产党方面的记者们，他们有很好的停战会谈的消息来源，而联合国军的新闻发布官所提供的则是些很简单的消息。甚至在联合国军谈判代表宣布已提出建议之前，联合国记者们就已经从像伦敦《工人日报》的艾伦·温宁顿和巴黎亲共产党的《今晚报》的威尔弗雷德·贝却敌那里，获知共产党方面对联合国建议的反应了。”

《纽约时报》也称，共产党的记者知道板门店会谈的一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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